此文為亞洲作曲家聯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許常惠先生，漢城第六屆曲盟大會報告書。——編者按
（一）發起
亞洲作曲家聯盟最早的具體構想是由我與鍋島吉朗先生談起來的，然後才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台北聚集的首次發起人會談。參加那一次會談的五個人為：
中華民國：許常惠教授（中華民國現代音樂研究會會長）
日本：鍋島吉朗先生（日本海外文化活動委員會總幹事）、入野義朗教授（日本作曲家協議會會長）
韓國：羅運榮教授（韓國現代音樂協會會長）夫人代理
香港：林聲翕教授（香港清華學院音樂系主任）
然而，「亞洲作曲家需要一個組織，來做音樂上交流與思想上的溝通，互相貢獻於亞洲文化的發展」，這個想法，應該說早就在許多亞洲地區作曲工作者的心裡產生。因為第二次大戰後，亞洲各國紛紛獨立，擺脫歐美的文化與政治影響，音樂亦然，因而產生了民族與地區自決與共存的心理。例如我自己：自一九六二年至七一年，在馬尼拉一次，東京一次，大阪一次、香港數次，舉行作品發表會，接觸了當地的許多作曲家，而大家表現的意向便是如此。所以，我們發起人不過把持有這共同想法的作曲家們拉在一起，讓他們自然而具體的產生了組織。如果大家沒有這共同意向與迫切需要，聯盟日後不可能迅速成長。
（二）香港的成立大會
從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台北聚集的發起人會談始，聯盟要一九七三年四月才宣佈成立。其期間鍋島吉朗先生與林聲翕教授多次來台北商討籌備工作。
聯盟的成立大會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可是本來預定參加的四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團中，韓國代表團缺席，所以聯盟的第一屆大會是僅由三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與，實在很難說是「亞洲」的會議。可見，這個國際性團體是經過漫長的時間與多人的辛勞，才有今天的規模。
香港成立大會所決定的事項如下：
1. 公推鍋島吉朗先生為聯盟秘書長。
2. 下一屆大會由日本主辦，並希望能做到：
⑴ 提出聯盟章程的草案。
⑵ 大會負擔各國首席代表與發起人的所有旅費。
（三）京都大會的努力
香港大會之後，入野義朗先生，鍋島吉朗與我，都有一個相同的預感：「第二屆大會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如果不能獲得更多亞洲國家的作曲家們的支持，聯盟的未來將不太樂觀！」
於是，我們決定一年半以後，即一九七四年九月在京都舉行第二屆大會。而我們三人必須各盡全力，聯絡亞洲各國的作曲界朋友，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精神，做了籌備工作，（我主要負責聯絡各國代表，鍋島與入野二人主要負責主辦大會的一切人力與財力籌備工作。）
京都大會開幕前六個月，籌備工作已進行到相當緊張的階段。三月我與鍋島一起赴漢城，見了羅運榮教授與李誠載教授，並獲老友鄭錫熙教授及李誠載教授的協助與安排，見了韓國音樂學會的領導音樂家們。在漢城，我們一起開會，報告了我們的來意與聯盟的宗旨與工作之後，終於獲得韓國作曲家們爽快的支持與入會承諾。然後，鍋島吉朗分別奔走於東南亞各國，到京都大會之前，已獲得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越南等國作曲家參加的承諾，九月五日開幕典禮時，亞洲作曲家聯盟已擁有十一個國家地區，成為名符其實的「亞洲」音樂界的大團體了。現有的聯盟會章的原始草案便是在京都大會提出來的。
（四）馬尼拉大會的團結
京都大會閉幕前，經過商談，我們建議第三屆大會由菲律賓來主辦是最適合的。因為菲律賓有一位非常熱心國際事務，而且具有影響力的作曲家——卡西拉克博士。於是我們在京都，請菲律賓首席代表布理那文杜拉（Prof. Antonio Buenaventura）教授打電話到馬尼拉，告訴卡西拉克博士我們大會的建議。我還記得，當我們獲得卡西拉克博士的同意時，與會各國代表都發出快樂的微笑，尤其我們幾個聯盟發起人更是放下了重擔，我感到聯盟的未來是光明的。
參加馬尼拉大會的國家地區仍是十一個（越南缺席、斯利蘭卡新加入），並迎接了不少來自歐美國家的觀察員。開幕典禮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在馬尼拉菲律賓文化中心大廳隆重舉行，菲律賓馬可仕總統伉儷蒞臨祝賀，使在場各國代表深受感動，並且在大會期間，我們全體代表應邀參加了總統官邸的盛宴。果然馬尼拉大會成為空前成功而難忘的大會。
馬尼拉大會的成就，我覺得不僅在精神上造成聯盟會員的大團結，而且在形式上也使聯盟建立了有系統的組織。例如：
⑴ 執行委員會的成立；
⑵ 主席、副主席與秘書長的正式選出；
⑶ 會員國代表的產生；
⑷ 會章的修訂與討論……
這些都在馬尼拉大會確定下來。聯盟第一屆執行委員的名單如下：
卡西拉克博士（兼主席）—菲律賓
入野義朗教授（兼第一副主席）—日本
許常惠教授（兼第二副主席）—中華民國
鍋島吉朗先生—秘書長
林聲翕教授—香港
李誠載教授—韓國
禮貝克先生—澳洲
（五）台北大會的和諧
第四屆大會由我們中華民國主辦，這是我在馬尼拉承擔下來的諾言。可是事先我並沒有請示我們政府的同意，所以，說實在話，回國後我相當擔心這次大會的成敗，尤其在盛大的馬尼拉大會之後，對我們壓力不少。
然而，等到籌備工作開始進行，我發覺我們的政府與民間都願意而且全力支持台北大會的計劃，使我感到非常幸運與興奮。本大會能順利舉行，首先應該感謝教育部與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同時我也特別感謝三位我國文化界的領袖：已故于斌樞機主教，已故藍蔭鼎大師與端木愷博士，他們挺身出來主持這次大會。當然還有無數民間企業家的樂捐，我的朋友們的協助與中華民國總會會員的協力才完成了這次歷史性的任務。
台北大會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開幕，為期八天，來自亞洲的十一個國家地區的代表與歐美九個國家的觀察員，總共一百多人參加，是一次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大會。與會全體代表與觀察員，並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前訪總統府，由嚴前總統家洤親自召見。聯盟主席卡西拉克博士於十二月一日、由教育部蔣部長彥士頒發文化勳章，表揚他對亞洲地區文化交流的貢獻。
我覺得第四屆大會的特點在聯盟的和諧。換句話說，亞洲作曲聯盟在第三屆大會做了組織的統一——團結；而在第四屆大會做了感情的統一——和諧。這也許歸因於中國人的好客精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所造成的。
（六）曼谷大會的惡作戲
隨著聯盟的成長，執行委員會們感到為了聯盟更理想的發展，除了各國會員國輪流舉行大會時，大家才有機會見面討論之外，必須另有執行委員會聚會的時間，而且最好在大會之間，這樣可以檢討上屆大會的得失，也可以建議下屆大會的事項。於是，從台北大會之後，我們決定在每一屆大會之前六個月，於馬尼拉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並邀請下屆主辦國家代表參加。
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便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在馬尼拉召開的，下屆大會主辦國家泰國派來了第五屆大會的籌備委員：杜諾（Dnu Hantrakul）先生與沙拉（Waldewas Sailer）博士。
籌備第五屆大會的曼谷的代表，好像一開始就誤解了聯盟大會的意義，所以他們帶來的計劃，不是「亞洲作曲家聯盟第五屆大會」，而寫成「亞洲作曲家一九七八年展覽會」。同時，內容方面計劃邀請了很多歐美作曲家與西歐演奏團體，參加展覽會演講與演奏活動，使我們擔心亞洲作曲家聯盟會失去，所謂「亞洲」的宗旨。
泰國首席代表宋島先生（Somtow Sucharitkul）是一位富於進取心的青年作曲家，他對發揚亞洲傳統音樂與創作現代音樂都具有無比熱忱。但也許因為從小長大於歐美，跟我們執行委員們有年代與經驗上的隔膜，使他主辦這次曼谷大會產生了許多意料不到的問題與突發事項。
曼谷大會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開幕，但是是在聯盟主席卡西拉克博士缺席，第二副主席本人（因不能獲得入泰國的簽證）缺席，與秘書長鍋島吉朗先生缺席的情形下開幕的。後來第一副主席病倒，於十二日即飛回日本，我於十四日下午獲得簽證，十五日才趕到曼谷。當時我以聯盟第二副主席身份趕來參加，同時為中華民國代表團被拒絕簽證事向執行委員會提出報告與抗議。
現在想起來，曼谷那幾天有些混亂的情形，好像是一場惡作戲，給聯盟歷史帶來一個插曲。誠如卡西拉克博士回給我信（對我的抗議書的答覆）：「看在過去多年的努力與未來發展，第五屆大會所發生的遺憾事件，希望不要放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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