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祥出國兩個月之後，從美國寄來一封信給他的母校國立藝專音樂科，報告他的近況。其中有幾段如下寫著：

「我們這個機構叫做Project of Music Experiment，是由洛氏基金會每年撥四十萬美元，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音樂系合作，以發展新音樂。主人叫Roger Ryrald，網羅美國地區以外的音樂家共十五位。是薪給制。這裏的新音樂比國內的新音樂超前很多，像Stravinsky，Bartok或Schonberg的音樂，已經被認為二十世紀的古典音樂了。」

「我在短短的一個多月裏，看他們，聽他們，有時真令我撩亂。加大音樂系的材料與設備之豐富，令我佩服。這裏的錄音設備已經近乎職業的了，國內沒有一家可以比，Project裏的電子音樂設備更是驚人，現在正自己造好了一座包括有十六聲道的電子音樂設備。書譜包羅歐洲、美國、日本各種奇怪的、專門的、權威的論著，唱片也是藏量豐富。樂器方面除了各種打擊樂器以外，也有豎琴，大鍵琴、鋼片琴，還有一部被拆的大鋼琴，專門要讓那些彈奇怪的音的人去亂搞，而且每樣東西全不鎖的，音樂系的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作實驗，在這種情況之下，難怪人材輩出。」

溫隆信在荷蘭參加了瓜地慕斯里音樂比賽的決賽之後做一次「現代歐洲音樂」的演講。溫隆信所說的情形與李泰祥的信大體相同。總而言之：我們的設備、技術與觀念都太差、太落後，我們如果一味追隨他們的設備、技術與觀念的話永遠也趕不上他們。

聽了他們兩位年輕有為的中國音樂家的感言，使我重新考慮了「中國音樂往哪裡去？」的問題。人家一個加州大學的音樂系，為新音樂的發展願意一年投資四十萬美元！而我們呢？四十萬美元的數目超過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它代表中華民國全國的藝術專門教育）全年的經費太多了。由此可以知道，我們能發展什麼樣的音樂出來了。也許有人認為：我們不必發展技術性或科學性的音樂，我們可以發展精神性的、心靈的音樂文化出來。但是技術與內容在藝術裡是分不開的，但願自我安慰的人，不要使我們停留在落後的觀念裡。

所幸的是，李泰祥與溫隆信的作品，總算讓外國人知道古老的中國仍有其年青的音樂文化。而且，我們在音樂的作品卻表現了他們所沒有的靈性與天份。

李泰祥的信，最後這樣寫著：「我初來時特別感到國內的音樂水準無法和這裏比較，而抬不起頭，但後來等我發表了作品之後，自信心漸漸上升了，Roger並且還自動替我請求了增加1/3的獎金，並表示非常願意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