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作曲家聯盟第三屆大會，自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馬尼拉舉行，我以聯盟名譽會員身份出席大會。接著，我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邀請，自十月廿日至廿二日到香港，在該院音樂系做了三次學術演講。然後，因受行政院新聞局的委託，多停留兩天順便蒐集了一些音樂的資料，於十月廿六日回到台北。

本屆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的成就，可以說是空前的，無論在規模上或內容上都遠超過前兩屆的情形。尤其菲律賓政府當局對大會的重視與支持，使出席大會的各國代表們一方面感到很大光榮與鼓勵，另一方面增加對聯盟未來發展的熱情與信心。

我可以舉幾件事情來說：譬如開幕典禮的時候，一進菲律賓文化中心的大廳，我們便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與其他參加國家的國旗排齊在舞台上。然後我們迎接馬可仕總統夫人及夫人至舞台正中央，隆重的舉行了開幕典禮。在代表席上，我與劉宗翰先生（我國駐菲律賓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代表）坐在一起，看到斷交後首次公開的飄揚國旗，而且有他們的總統在場，不禁受了感動而眼睛濕潤了。那天晚上，第一夫人在總統官邸設宴歡迎與會六十多位代表，而我被指定與馬可仕總統及夫人同坐一桌，有機會交談亞洲音樂及回答中華民國的音樂情形，使我感到兩國之間外交雖斷，但藉著音樂藝術的媒介，使中菲兩國民間的深厚友誼，更跨進了一步！

在五天的討論會中，特別是菲律賓音樂學者馬賽達 （Dr. Jose Maceda）所講的「東南亞的音樂思源」；日本作曲家入野義朗（Prof. Yoshiro Irino）所講的「日本作曲家所受的西歐音樂的影響」；美國作曲家哈利遜（Prof. Lou Harrison）所講的「亞洲音樂與美國的關係」等，以及瑞典作曲家諾斯松（Jan W. Northenson）所說對今天電子音樂進行的看法，國際現代音樂協會秘書長海涅曼（Rudolf Heinemann）所說對亞洲作曲家聯盟的看法等，留給與會代表們印象最深。因為這些言論經過大家的討論後，才能給各國代表們獲得知識。同時，每晚舉行的各國作品的發表會（室內樂與管絃樂），才是真正使作曲家們溝通思想與了解作法的場所。來自亞洲各國的這樣多數作曲家的不同風格作品，能在一個地方做觀摩演奏，這是自從亞洲作曲家聯盟成立以後帶來的最大益處。

在這次大會中，我個人被選為聯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承擔了第四屆大會明年在我國台北舉行的重任。回國後，我跟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康謳會長及會員們談到明年主辦第四屆大會的決定，大家都感到非常興奮。我們都知道這是一件極重大而又極艱苦的工作，因為明年的大會如果要辦得好，我們不僅而要會員們的團結一致的精神與不怕繁重的工作，而且更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與協助。然而，現在該是我們告訴國際人士：「中華民國才是中國音樂文化傳統的代表，而且具有現代音樂文化的國家」的時候了。這不就是今天音樂家所能做的最大而有效的國民外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