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上課我遲到了三小時！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只是把上課時間睡過去了。但是，當我下午一點多鐘趕到的時候，鳩利白先生恰好在家，他並不特別責備我，聽了我的糊塗的解釋後，還是給我上了一堂課，因此，使我更加了慚愧自己與對他尊敬的心理。

自從跟鳩利白先生學作曲以來，星期一的上課竟成為我在巴黎生活的最重要的一天。所以，每星期天我為上課的準備而怱忙。趕曲子，我總想寫多一點給他看，但事實上卻沒有那麼的好辦；寫不出來的時候，我常常是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一早晨通宵地工作。今天就是這種情形。昨天星期六下午，當我又在為趕不起曲子而煩惱的時候，睦郎打電話來叫我晚上到他家裏吃飯。我回答：「沒有空去你那裏，因為明天上午有鳩利白的課，現在正在趕曲子」。但他一定要我去，說：「就是知道你明天上課，猜想你現在又在煩惱，想給你換換緊張的心情才打電話要你來吃飯呀！帶你的曲稿來吧。今晚吃完了飯就留在這裡工作，怎樣？」我想一想，這也是一個好主意，放鬆一下緊張的心情再來趕曲子吧。「好吧，我就來。」立刻帶了明天上課要用的材料和現在正在寫的曲稿出去，在Luxembourg站踏上地下電車，半小時後到了在Dupleix站附近的睦郎家。這晚上在他家裏，睦郎、希代子、伸道和我四個人，我們一起燒了幾樣中日混合的菜，愉快地吃了晚餐，由此我也漸時忘記了明天的上課。吃完了飯之後，大家談了一會兒，已經是十點多鐘了。我心裏開始不安，因為明天上課的事情又在腦筋裏放不開。十一點，我只好失陪了。「不行了，我再不趕曲子，明天無法上課。」然後我一個人到客廳，坐在鋼琴前面，又是工作了。這一晚上，我差不多工作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才寫出幾頁曲稿來。但身體已疲乏，只想睡眠。五點多鐘，我已經支持不住了。但是看到他們都在睡覺，也不想吵醒他們，我就決定回家睡一會兒再去上課。很快地，收拾帶來的東西，我不告辭他們就離開。走出去後，乘剛開始的早班地道電車，回到自己房間時，已經是上午六點多鐘。算一算到上課時間連到鳩利白先生家所需要的交通時間，我還可以睡三小時多。我把鬧鐘對在十點半，躺下床上就睡了。那時候我實在是太疲乏，一躺下去就睡著；當我醒來時，發現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錯過上課時間兩小時多，後悔已不及！怎麼辦？好，無論如何我應該先到老師家裏，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向他道歉。趕緊起床，穿上衣服和大衣，挾著曲稿，我跑出去。到鳩利白先生門口已經是兩點差一刻，遲到上課時間三小時。這就是我在巴黎音樂生活的一次最大的失敗，而使我連想到鳩利白先生與我的師生關係。

如果有人問我：「你的第一個作曲教師是甚麼人？」不管夏野（Jacques Chailley）先生承認不承認，我將回答：「夏野先生。」因為和夏野先生學音樂史的三年，他使我逐漸明瞭構成音樂作品的真正原理與音樂語言的合理的演變，更使我在作曲的秘密中開始摸索。在這段時期，好像是一隱藏的實驗者，我躊躇地探測自己的音樂，而直到找到鳩利白先生以後，才敢公開地從事作曲工作。現在想起這兩位老師，我不知如何感謝他們！夏野先生在無意中教了我音樂的基本原則，鳩利白先生教了我更詳細的音樂技術，使我觸到作曲裏的一種秘訣。好像是在作曲的世界裏，當我還是一張白紙的時候，夏野先生用墨炭畫上輪廓，鳩利白先生再更詳細地畫上素描，然後等我自己去著色來完成這一張畫。

對於現代音樂我接近得相當晚，甚至對於現代法國音樂，都要等到在巴黎過了三年的時間，才慢慢地認識它。其中，鳩利白先生的「鋼琴協奏曲」是第一次最感動我的現代法國樂作品。我認識他也就是在那一次：在喜歌劇院（L’Opera Comigue）演出的一天。後來，幸運地，鳩利白先生收了我做他的門生。從此以後，每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差一刻，我帶著曲稿，到靠近凱旋門他的家——巴黎第十七區麥蘇尼耶路（Rue Missonier）六號的三樓，上作曲課。

勸我到鳩利白先生處學作曲的是宍戶睦郎兄，也是他給我介紹鳩利白先生。這樣睦郎替我介紹、連絡、並給我按排了與鳩利白先生會面的時間，然後我一個人去敲了先生的門。我還記得那一天的興奮與光景：我敲了門後，出來開門的是一位青年。（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在戲劇界工作的鳩利白先生的大兒子）我告訴他我已經和大師約了時間，來看大師的。他帶我進去一間排著一架大鋼琴的客廳，然後叫我在那裏稍等。一會兒，鳩利白先生出來了。一進來，他就伸出手跟我握手，同時叫我的名字，說：「宍戶君講過你的事情，是來學作曲的，對不？」我答：「是的，想跟大師學作曲」。這第一次見面，鳩利白先生給我的印象是誠懇的。他不像某一些大師，常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新學生，或是過於尊嚴高遠而不可接近。他給我的是親切與忠厚的感覺，同時我特別注意到他的閃亮而堅實的眼睛。鳩利白先生一邊講話，一邊帶我走到客廳另一角的大辦公桌子旁邊，然後坐下辦公椅子，叫我也坐下另一椅子。面對著他，我覺得口試將要開始了。他問我：「來到巴黎多久？什麼時候開始寫曲？從前跟那些教師學過那幾方面？等等」。我答覆他的每一問題，同時從他的話裏知道我是他的第一個中國門生。接著，話轉到作曲上，他問我有沒有帶作品來，我從皮包裏躊躇地拿出三部曲稿給他看：小提琴與鋼琴的奏鳴曲，長笛、鋼琴與女高音及絃樂四重奏，及女高音的兩首詩。鳩利白先生把我的曲稿拿到鋼琴上，叫我也坐在鋼琴旁邊，然後開始看我的曲稿了。

我跟鳩利白先生的第一堂作曲課就這樣地開始。說是他看了我的曲，但事實上是分析了我的曲，而且是替我自己分析它，解釋它。說他是我的老師，但同時是最知我的人。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因為我曾經拿著曲稿去請教幾位音樂界的前輩，他們雖然都給我許多寶貴的意見，但在他們看來總覺得我難於接納，不能承認，同時似乎在美學上有很大的不同的觀念。換句話說，在我那愚笨而零亂的樂譜裏，他們無法看出我內心的思考。這也許是必然的事情吧。但是，鳩利白先生就不同了，他非但看到了，而且有的地方比我自己看得更清楚！

「小心！不是調性音樂裏的偶然的三和絃的產生，在作風上會破壞整個曲子。」「為了達到最後而最高的緊張與最深刻的一次生動，在前面應該把那一句隱藏起來，只能模糊地暗示它，但不要它露面，這樣才能保留這神秘而唯一的一次高峰。」他又說：「在你的曲子裏，不同的要素太多了，那僅是一個作品的草稿，還不能算是作品。這太可惜了！作曲家的第一個秘訣是如何應用一點要素來寫出一大堆音樂，最後的秘訣是把真粹集中或簡潔而大膽的省略。」

「寫，寫，再寫！如果你要做作曲家，你必需不斷地寫，把寫作當做你的生活習慣。不管寫不寫得出來，你每天坐在鋼琴前面，硬要寫一點出來，來養成寫作的習慣。因為決定大作曲家的條件不盡是在作品的質上，而且也在量上。如果貝多芬只寫了幾首歌曲，絕對不會被稱為大作曲家。你知道晚年的華格拿，不是自己規定每天寫七小節麼？……」

「你是中國作曲家，我想：今天中國作曲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應用西歐音樂技術來發揮中國傳統音樂精神。中國傳統音樂精神才是你的音樂中的靈魂！我主張世界性的甚至宇宙性的音樂，但最民族性的也是最世界的……。」

鳩利白先生這些話，將長久地刻在我的心上。鳩利白先生同時是一位我所見到的最誠實而忠厚的作曲家。在他，沒有取巧與裝飾，有的是赤裸而寬大的人格與音樂。從這一點，他可以說是貝多芬的後裔！這在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就有深刻的印象。更使我想起，在二十多年前成立『青年法國四人組』的時候的口號：「誠實」（Sincerite），「寬大」（Generosite），「良心」（Conscience）之無疑。（註：所謂「年青法國」的音樂運動發起於一九三六年，包括四個作曲家：Olivier Messiaen, Andre Jolivet, Daniel Lesur, Yves Baudrier）當時二十多歲的鳩利白先生，今天已經五十多歲了。但年青熱烈的心情還在他的閃耀的雙眼裏感覺得到。

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我就要告別巴黎，告別鳩利白先生。這不久的將來的分別，已經給我預感到無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