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我們的社會對音樂的需求來看吧。
無論遇到喜事或喪事，我們都會請一個樂隊，傳統的鼓吹樂隊或開明的西樂隊，在家裡客廳，在公共場所，或在馬路上成隊行進，打打吹吹奏出「音樂」。老實說，這時候什麼樣的音樂都無所謂；主辦人出錢請來樂隊就是為了弄音樂，搞聲音出來就是了。至於搞出什麼樣的音樂，誰管它？那是樂士們的事情，只要他們能把場面弄得熱熱鬧鬧，表示這一家有錢、有勢、有體面就行了。管它是中樂或是西樂，管它是喜樂或喪樂。
幾年前那一陣子黃梅調大流行，「梁祝」片看過上百次的大有人在，真是黃梅調瘋靡一時。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是真為黃梅調，那上嘴、平易、鄉土味的腔調而瘋狂呢？或者是為凌波而迷，為中國民間故事「梁祝」而流淚，為時髦而趕，為懷鄉而安慰自己呢？
臺北今天已經達到流行歌(包括中外一切種類的)氾濫的地步了。歌星又是歌星，舊星加新星，每天我們都在星星之夜裏。那無數的歌廳似乎還不夠我們的需要，他們更佔領了大大小小的飯店、餐廳、酒店、舞廳，還有廣播電台、電視台、或者取辦所謂國語歌曲來支持他們…….看了這些，誰還敢說我們不是喜愛音樂的民族呢！但是那些歌星的大部分，是否真正依靠他們的歌聲與音樂修養而成為明星呢？他們的本錢在那裡？假使除掉他們手上的麥克風，臉上的脂粉，身上的衣裳，台上的姿態及交際上的人緣，他們還能剩下什麼？我並不是說這些都不重要，但作為歌唱者，無論他屬於古典或者現代，藝術或世俗的任何一類，第一是歌聲，而從心裏誠實熱情地將它表達出來，其他都是第二、第三的事情，這是古今中外歌唱者的不變的道理！
從以上這三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人真可以為「音樂」而瘋狂，但至於為什麼樣的「音樂」呢？那就大有問題了。
第一個例子告訴我們：我們需要音樂(而不是喜愛音樂)，但是這個「音樂」是毫無選擇的，不管它是什麼曲子，不管它是什麼風格，不管它演奏的對不對、好不好，那個簡直是一團噪音!我們是喜歡噪音的民族。
第二個例子告訴我們：我們所瘋狂的往往不是音樂本身，而是由音樂引起的與音樂不相干的事物，譬如歌詞內容與故事，歌唱者生平，鄉土觀念或追隨時髦等等。我們是沒有把音樂當作獨立的藝術，只把音樂當作生活的點綴的民族。
第三個例子告訴我們：在所有種類的音樂中，我們是比較喜歡歌唱的音樂。但甚至於對歌唱藝術，我們並不喜歡許多不同曲調，我們並不分別曲調本身的優劣，而只講究千遍一律的曲調的不同腔調唱法，不同身段作法，即瞎捧唱者。總而言之，我們是輕視作曲者而只重視唱(或奏)者的民族。
再從中國歷代對音樂的文獻來看吧。
從古至今我們中國人寫的關於音樂文字，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下面幾類(樂譜與樂器類除外)：
(一)樂論：專論音樂與國家、政治、道德、個人修養的近於玄學的說法，其中大部份與孔教思想有密切關係。如：「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行於動靜…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荀子：樂論)「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哩，謂之偏。(禮記：仲尼燕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夫禮樂有本末，中和者，本也；容聲樂者，末也。」(資治通鑑：樂論)「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莊子：天道篇)「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樂記)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徴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樂記)等等，這類文字不勝枚舉。
(二)律呂：專論音律、音階、調式等樂制問題。這些語音率的計算法有關，但與作曲法或者作曲內容無關。如：「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管子：地員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呂氏春秋：古樂篇)等，乃至有名的明代朱載堉之「律呂精義」都是。
(三)樂志：有關音樂史資料(嚴格地說不能稱為音樂史)，特別重視音樂典制，音樂家傳記，音樂社會情形，而甚少提到音樂本質或構造的演變。如：「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鐘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泊隋，俱不得調。」(隋書)
(四)文學上的音樂描寫：從詩經、楚辭起，至唐詩，及五代後的詞曲與小說，大多在描寫當時的社會音樂，聽音樂後的感想，演奏(或唱)者的生平與其動人姿態與技巧。這些文字，事實上文學價值遠超過音樂價值，極偏於文人的主觀幻想，而缺少對音樂(樂曲本體)的客觀分析。有名的白居易「琵琶行」可以做為這類的傑作。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歷來中國人討論音樂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把音樂看做：它可以只依靠聲音本身的抽象構成表達其獨特的美。這個美是屬於音樂自己的，形而上存在的，獨立的，不依靠文學解釋，不一定干涉到國家、政治，不一定能以道德或教育的標準來判斷，不需要以玄學妙論來形容的。他們為什麼不能正視獨立的藝術—「音樂」的內在的，固有的一面？而總是環繞著音樂的外圍，注意它的功能，講究它的目的，賦予它不屬於它本身的意義！這個情形，甚至於對律呂的研究也如此；不能進入更深刻的、實在的作曲問題。所以，我們有精密的音律學，而沒有藝術與科學混合的和聲學，對位法、作曲法；我們有文學趣味的音樂解說，而沒有學術的音樂批評；我們有屬於倫理學的音樂哲學；而沒有屬於音樂學的音樂美學或者音樂分析。莊子說：「至文無字，至樂無聲。」這一句話隨人可以看做精論，也可以看做荒誕之談。難道中國人對音樂的這種神祕感，真使我們無法正視音樂了麼？
中國人是不是喜愛音樂的民族？
試看今天在臺北經常舉行的音樂會吧。如果您是常去音樂會，你會發現：總是那一班人在會場，在傾聽於音樂；他們是大專或高中學生為主的年青人。除了外國名家的音樂會，或政府機關主辦的音樂會，我們在音樂會場不容易看到大官與顯要、紳士與夫人們。誰關心本國音樂藝術的死活？一百多萬的臺北人口，其中音樂人口(愛好音樂者，或去音樂會的人)只佔一千多人，這比一千萬人口的東京，音樂人口佔十多萬人相差太多了。(在臺灣一本音樂雜誌銷到二三千份已經了不起，在日本一本「音樂之友」銷到一百萬份是何等相差！)
在此時此地、社會地位與經濟資歷比較能成正比例，但與文化水準不能成比例，而且，知識份子對藝術的了解是微弱到可憐的地步。就算古代中國人對音樂的瞭解不十分正確，至少他們還重視它，當作文化上重要的一項，在二十四史的每一史中專設一卷「樂志」來看待它。但試看近代以來，我們的史家或文化人有多少人將藝術當作重要精神文化，將音樂列入其文化史中論述？尼采說：「音樂的靈感與感動是形而上學在現實的表達。…音樂的影響能實現現代文化的改革，使現代文明再生。」華格納說：「音樂在任何場合，不管它與什麼組合在一起，它總是最傑出的藝術，救主的藝術。」近代西方文化人的態度與我們和等相差！
中國人是不是喜愛音樂的民族？
以今天的情形，來看我的結論恐怕是近於否定的！然而這個問題不盡是我們音樂的問題，而且關係到我們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關係到我們需不需要藝術，需不需要文化的問題。古人將音樂神聖化、神秘化、道德化、政治化、文學化…；但總比我們把音樂當作噪音，當作流行歌，當作奢侈品高尚多了。問題在：我們要把音樂當作獨立藝術的文化的現代人呢？或者要把音樂當作只能遠而敬之的古代人呢？難道我們要繼續不重視音樂，要做沒有文化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