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4日晚上七時半在實踐堂，由我與張繼高先生、蕭勤先生三人發起，我們將舉行「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先生」的紀念音樂會。

蕭友梅逝世已41年，現在該是對中華民國音樂教育的一代宗師，蓋棺論定的時候了。

香港的名音樂評論家畢繫舟先生，在蕭友梅逝世34週年時，寫了一篇紀念性的蕭友梅傳紀，並以「中國音樂教育之父」的正題刊出。我覺得蕭友梅該獲得這個榮譽，他獲得這項榮譽，不但不過份，尚且得之有餘。

我甚至認為：蕭友梅後期20年的奮鬥史，就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發展史，沒有他，中國近代音樂史自「北大音樂傳習所」、「國樂改進社」、「北平藝專音樂科」、「北平女子高等師範音樂科」乃至「國立上海音樂院」的歷史，都將成為不能想像的。在文化建設上，教育是基本的出發點。沒有音樂教育，哪有音樂家的培養，音樂文化的花朵—作品與演奏，更是無法產生。所以，在近代中國音樂開拓時期，他所做的工作，對後代音樂家的影響最大，對國家音樂文化建設的貢獻也是最大的。我們不應該以作曲家或音樂理論家為尺準，來衡量他的貢獻與價值，那是不公平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為培養後代及造就人才，而犧牲了自己。他為中國音樂開拓了一條大道，如果後來中國音樂家沒有走好這一條路，那是我們的錯誤。

讓我們來想像，在民國初年，他要建立中國音樂教育的制度，是何等困難。我同意蕭友梅的看法：「中國自從唐代以後，一直到民國，還沒有人出來認真提倡音樂教育。」

在古代中國社會，士大夫們唸書是為了做官，因此士大夫中，如有懂藝術或論藝術的，譬如會畫畫、寫詩、彈琴的，被視為清高絕俗，但對於職業藝術家卻視為下三流的賤人。民國以後，蔡元培與蕭友梅等人，要把藝術提高到高等教育的項目，把一千多年來中國人對藝術錯誤的傳統觀念更改過來，這真的是天大的艱苦事情，而他們竟然做到了：在國立大學設立了音樂課程，另外還單獨設立國立藝專或國立音樂院。

然後再看看，今天我們在臺灣的國立大學教育吧：在我們的國立大學裏，有商、工、農、法、文、醫及理等項目的學院，卻沒有藝術學院(音樂學院、美術學院更不用提了)，連文學院音樂系也沒有(國立師範大學文學院設有美術系與音樂系，但那是為了培養中學教育師資而設的)。可見，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員的觀念，比五十年前在大陸時代退步了。怎不叫我想念蕭友梅的偉大功績！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先生(民前27年至民國29年)，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留學日本，追隨 國父國民革命(民國元年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中期留學德國9年，獲音樂博士學位，晚年奉獻於中國之音樂教育。而死後41年的今天，連銅像、紀念碑及紀念他的獎學金或基金會也沒有。他生前培養了無數中國音樂學生，但當年在北京、上海授他教育的學生中，竟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們的老師或校長寫一篇紀念文章。今天我們在臺灣，只知道在民國20至30年代有一位黃自，而不知道蕭友梅在整個中國音樂教育上的貢獻，遠超過黃目。而在臺灣海峽的另一邊大陸上，蕭友梅的名字一直不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上出現(最近才獲得「平反」)。這就是我們要舉辦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紀念音樂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