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我跟惟亮一起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他是以大陸流亡學生的身份轉入二年級，我是從高中考進一年級的。那時，國家仍在動亂，大陸剛淪陷，臺灣是到民國四十年左右才逐漸安定下來。所以，一起在學校的三年，我們雖然住在同一宿舍，唸同一系，但並不常見面聊天。說到聊天，是最不愛聊天的人，並不是他不會說話，如果說到國家民族的時候，他會徹夜跟你討論下去。但是聊天對他卻是浪費時間，因為他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想、去做、去寫。就這樣，我們系裡很少見面，他參加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救國團的前身)藝工隊，到馬祖、澎湖去勞軍，去做戰地的文化教育工作；而不會老呆在學校，讀死書或享受校園的安靜生活。「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是他從小養成而且去實行的信念。因此，那時候別人看起來，他的寡言、孤獨和樸實都使人不能了解，想不通他為什麼要如此苛求自己。老實講，我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在物資生活上如此刻苦，在精神上如此保持近於清教徒思想的人。在師範學院三年，我跟他真正長談恐怕不超過三次吧，而且我們談話的內容都沒有離開作曲與國家民族的範圍。不過，從那幾次談話中，我才慢慢了解他：他志在以作曲救國，是一個有無比堅強意志與理想的人，也是一個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超過他個人存在的人。所以，抗戰時期他在東北才讀中學就參加了敵後工作；勝利後到北平唸藝專就投入與共匪的鬪爭；到了臺灣他便成為最早期救國團的成員，而他始終沒有任何黨。有人說：惟亮不懂人情。那是錯誤的！只是他不努力讓人家了解而已。我比他小三歲，學校裡比他小一班，但那時候每一次他對我說話中，總是讓我感到一種親切的鼓勵；他是那樣的純真。

從民國42年到48年，我們沒見面。我去法國，他留在臺灣，先是教中學，後來在中廣公司工作。48年我回國時，我們見過很短時期。不久輪到他出國，先到西班牙，然後德國與奧國，所以我們又分開了。但是在這一段時間，我跟他曾經在聯合報的新藝版上認真的討論過一個問題，當時引起音樂界相當強烈的反應。那是民國51年6月21日。惟亮從維也納投了一篇稿，題目是〈我們需要不需要自己有的音樂？〉所引起的。而我以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在聯合報刊出一篇(分三天刊完)答他，題目是〈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從這一次報紙上的討論起，我們開始通信到他回國為止。那些信的內容都沒有離開音樂與民族的嚴肅問題、字裡行間總是流露著他對我國音樂前途的關切。

我對惟亮的回憶中，最難忘的時期是從民國54年他回國到62年他任省交響樂團長為止，前後八年的時間。那也是我自己過去音樂生活中最值得懷念的一段時期。

這時期，除了有一年他再赴德國及以後的兩年之外，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後來甚至以人叫我史惟亮、叫他許常惠，可能是因為這時期我們兩人聯合在一起工作的關係。

首先是他一回國，我們就成了同事，我們同在國立藝專音樂科教作曲。然後，他獲得德國華歐學社與救國團的支持，創辦了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從在救國團的籌備時期，我就被他拉進籌備委員會，然後在臺北學苑一起整理圖書館，在館裡一起主持各種演講會或討論會，寫音樂學報、出版音樂叢書、組織合唱團等……，幾乎沒有一件工作不在一起做。其中，最使我們興奮的是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的成立。那兩年，我們實現了共同的夢、我對民族音樂堅決的信心便是在這時間立定的。我想惟亮一定有同感！

民國58年惟亮回國不久，因為經費與其他種種原因，音樂圖書館與民族音樂中心都離開臺北學苑，搬到他個人在四維路租的房子，然後他另創辦了希望出版社。此後，我們一起工作的機會逐漸減少。今天回想起來，我認為除了惟亮個人的寫作與創作之外，他在中國音樂最大的貢獻應該是音樂圖書館與民族音樂中心的工作。可惜這兩件事情都沒有讓他順利的繼續工作下去，不僅成了他個人的遺憾，也成為中國音樂界的損失。

民國62年以後，惟亮前後任省交響樂團團長與藝專音樂科主任，但都沒有做多久，即拂袖而去。他是不適宜這類行政工作的人，因為他的理想與現實環境愈來距離愈遠了。最近這四年，我們除了在學校與會議上見面之外，很少有暢談的時間。我忙於亞洲作曲家聯盟的工作，他忙於音樂的行政工作，而且我們似乎開始對常年工作感到疲倦了。我想是這種種精神上的壓力與常年的勞累，最後使他患了不治之症，終於去年夏天倒下去了。雖然他的堅強意志不相信自己真的倒下去，但經過了去年掙扎，他終於走完他的一生。我失去了一位最尊敬的伙伴，中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民族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