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民國五十年代該是台灣作曲界現代化運動最澎拜的時期。我們繼承民國初年中國音樂家學習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從前人學習到的地點繼續往前學習印象派而無調性的表現派，而終於向西方的現代音樂看齊了。

我覺得，那是一段可貴的中華民國的音樂時代，因為，我們一邊現代化，而一邊尋找本國音樂的根源，我們並沒有迷失自己；我所指的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我與史惟亮等人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今天最活耀的中堅作曲家：如陳茂宣、李泰祥、馬水龍、戴洪軒、游昌發、溫隆信、許博允、賴德和等人，全是在那個熱烈的音樂運動中培養出來；那時候他們在20歲左右，而我們在30多歲，就是在那年輕而充滿理想的年代才能燃燒藝術的火花。

賴德和在民國57年，寫了一首木管五重奏：《閒情二章》，雖然語法有些生澀，帶一點法國語法，但已經誠情流露於樂句間，顯示了作曲家的才華，我認為《閒情二章》已暗示了他於民國64年創作的《眾妙》。後者，後來由林懷民選為雲門舞集的拿手好戲：《許仙》，而我認為《許仙》不僅是中國現代舞劇的傑作，也是中國現代音樂極重要的作品，尤其賴德和對傳統樂器的處理法，發揮了巧妙精緻的詩意，然後，他於去年9月間在日月潭召開的亞洲作曲家論壇，展示了以西方樂器寫的近作：三重奏《春水》，讓我們確定了他能驅使任何媒介，創作屬於自己的，也屬於我們這一代中國音樂風格的作品。

毫無疑問地，賴德和在今天的臺灣作曲界，已站定了重要位置，尤其當我看著：李泰祥與溫隆信參與大眾化的音樂製作，許博允為他的新象公司的經營而忙碌，馬水龍又從事音樂教育的行政工作，而這數年都看不到年輕作曲家的出現，我對賴德和的期待與要求更高了。

老實講，我對近數年來臺灣音樂界的演變感到憂慮。表面上看起來，從台北開始，而後臺中、高雄、臺南，都像大拜拜似的舉行音樂季、文藝季…，真是一片繁榮的景色。但仔細查看它的內容吧：呈現出來的音樂節目，與我們這一代中國的音樂創作有多少關係？

由於國外優秀音樂家或音樂團體不斷地湧進來，確實讓我們愛好西方音樂的聽眾有耳福享受了。但相反地，凡是關心本國音樂藝術創作的人不能不擔憂其將來。

試看下列幾個與作曲家有關的現象吧：

1. 我們的落後的著作權法仍無法修改，獲得通過而付諸實施，所以，我們便無法擁有專業音樂創作者的一天。

2. 我們以國人的稅收養的公家交響樂團，仍以演奏外國人的作品為榮，而拒絕演奏國人作品。我們數十年如一日在提倡西方音樂，而不關心中國人需要屬於自己的音樂。自卑感到如此地步，中國音樂哪有發展進步的一天？

3. 我們的政府機構年年頌發的音樂獎，只看到得獎人名單，而從沒有聽到得獎作品的演奏發表，更不會看到作品(樂譜或唱片)的出版。如此鼓勵，不僅對作曲者無益、對社會更無法交代。

上述幾個現象都是三十多年來沒有改變的。我們在基本上毫無進步！

我為賴德和舉行樂展而慶賀，一邊卻為我們的音樂創作而憂慮。

我不得不想：二十年前我們能培養出那麼多作曲人才，而掀起對音樂創作與民族音樂的熱潮，但今天為什麼作曲界顯得如此低潮？

也許今天的社會太重視物質生活的喜受，而使青年人不關心對精神生活的追求，使學院裏失去了學術與藝術的真摯風氣。

今天我們為藝術活動所支出的經費，比起二十年前大得太多了。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在物質上突然成長，而在精神上卻無法相對地提高素質，使物質與精神失去平衡，所以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但是，我在這裡呼籲：請政府每年為音樂活動編列的預算中，請撥五分之一的經費用於鼓勵國人的音樂創作工作。因為音樂中創作才是最基本的表現，沒有創作的民族，那有音樂文化可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