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之I—根
我在十一歲到日本之前，很幸運的，在臺灣農村渡過一段美好的中國民俗音樂的環境。那些音樂生活，包括……地方戲劇「歌仔戲」（T1），民間陣頭的各種表演與遊行，傍晚到夜裡在巷口講古的說唱藝術「五孔小調」（T2），當然還有鄉下人唱民歌小調（T3）。
我從十一歲到三十歲，首先到東京，然後臺北，再到巴黎，過了幾近於流浪的學生生活二十年。因此上述民俗音樂，我幾乎把它們給忘了。然後在三十歲那一年，我再回到臺灣，尋找自己民族音樂的根的時候，開始是模糊的，但不久，又很快的，很仔細的，讓我回憶起來，使我找回自己的根！
所以，從今天的我看起來，那是幸運而可貴的音樂童年。
（二）背景之II—流浪
我到日本（一九四○～四六），開始學小提琴，然後逐漸成為西方古典音樂迷（特別是德國古典與浪漫派）。可是，日本的通俗音樂與軍歌，對我幾乎沒有留下影響。至於日本的傳統音樂與民歌，在那一段時期，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的外國人，我很少有機會接觸它們。
一九四六至五三年，我回到臺灣。那時期包括臺灣光復，國軍接收臺灣，日本人撤退，二二八事件，大陸淪陷，臺灣地區的剿共與清理……等等，我在臺中與臺北的城市，又渡過相當動亂的時期。就是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我正式學期音樂，一九四九年進入了師大音樂系。這所當時惟一的台灣音樂學府，它當時的規模與內容都是貧窮的。師資方面，來源有二：一為原在臺灣的本省音樂家（全部是留學日本），二為來自中國大陸。後者又分為臺灣光復後來的福建音專系統與大陸淪陷後來自上海音專與中央大學音樂系的兩個系統。
但是關於作曲方面，我要說：我們的師資中沒有一個真正作曲家。當時中國知名的作曲家，全留在大陸上，包括本省籍的江文也在內。我們，包括老師與學生，有朝氣、有熱情、有求知心，但我們卻沒有專業的技術與堅定的思想。這時我只學到了皮毛的西方作曲理論，所接觸的音樂，除了西方古典音樂之外，只增加了抗戰時期的部分聲樂作品，差不多是全盤西化的：
黃自：抗敵歌（T4）
吳伯超：中國人（T5）
趙元任：海韻（T6）
可惜，我們沒有接觸到更重要的現代中國音樂作品：
洗星海：黃河大合唱（T7）
江文也：三首舞曲（T8）
巴黎的六年（一九五三～五九），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轉變時期。我第一次得到安全的學習機會，而終於下定決心做一個作曲家。我在巴黎大學跟夏野教授（Jacgues Chilley）學了三年的音樂史課程，在巴黎音樂院旁聽了麥伯安（Olivier Messiaen）的音樂分析課，跟隨岳禮維（Andre Jolivet）學了一年的作曲。當然，我也趕當時的時麾，去聽布雷諾（Pierre Boulez）主辦的「音樂的範圍」（Domaine Musicale）的前衛音樂，買賴波維茲（Leibovitr）的書研究了十二音的作曲法。
但今天看起來，我覺得對我最重要的是我學了音樂史，從徹底了解西方音樂的演變，而後發現東方音樂，尤其自己的中國音樂。於是先是杜布西，然後巴爾托克的音樂成為我的作曲基礎。
昨自海上來（一九五八）（T9）
鄉愁（一九五八）（T10）
（三）思考的出發點—王光祈與巴爾托克
王光祈於一九三一年，在他的「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說：「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莫過於整理中國音樂史，蓋國內雖有富於音樂天才之人，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樂理及作品等），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則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於國樂前途，仍然無何等幫助。……倘吾國音樂史，有相當整理，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運其天才，用其技術，以創造偉大國樂，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
王光祈所嘆的是有他的道理的，中國在過去的音樂史，有過極悠久而豐富的文化，但日子久了，今天大部份卻成為有名無實的文學記載而已。特別是歷史上所記載的：
(1) 雅樂—宮廷與士大夫最推崇的項目。它最盛的時代在周朝，秦漢以後逐漸流於形式，尤其宋代以後走擬古的路，而脫離人民的生活，在今只剩祭孔雅樂一小部分，而且完全與人民的生活脫節失去了生命力。
(2) 燕樂—宮廷最盛大的娛樂性音樂與表演藝術。隋唐是它的最盛時期，民國以後完全失傳，在本國不知去處？有人認為部分在日本與韓國保存。
(3) 琴樂—士大夫所推崇的修身養性的音樂。它是今天中國音樂資料中最豐富的部分，但從孔子、伯牙、阮籍、稽康而白居易，把它帶到消極尚古而玄學的路，與人民生活脫節的情形不下於雅樂。
(4) 鼓吹—漢代以後的軍樂。今天它的情形與燕樂一樣，不知下落了，但我認為衍變後保存在民間音樂中。
然而正史上不記載，或宮廷音樂家或士大夫所藐視的俗樂：包括民歌、說唱、戲劇、民族樂器、民族舞蹈等，卻大量在我們的民間保存著。這極可貴而豐富的俗樂，以我看法，不僅保存中國民間悠久的音樂傳統，更可能保存了歷代被人認為消失的燕樂、鼓吹、詞曲等音樂。
我覺得：我們的音樂史需要改寫，不是以士大夫或宮廷立場，但要以民族與音樂本身的立場改寫，那將是一部非常光輝而富有生命的音樂史，所以王光祈所嘆的是有他的道理的。
巴爾托克於一九三一年在布達佩斯的演講中一邊引柯達依的話一邊說：「在匈牙利，古代音樂的記錄保存很少，因此除了自己的民俗音樂之外，匈牙利音樂史幾乎不存在。而且像現在匈牙利民族的語言與古代語言有許多地方一樣，匈牙利民俗音樂不得不補充匈牙利音樂史所缺乏的資料。所以，如果與在幾世紀以前就創造自己獨特音樂的民族比較起來，僅藝術觀點來看，我們的民俗音樂所佔的意義實在太大了。前者的民俗音樂可以說完全被其藝術音樂吸收，因此，以德國音樂來說，在巴哈或貝多芬的音樂中可以發現的一個國民的傳統音樂的有機的生命，這情形，相等於我們在我們的鄉村的民俗音樂，找到的有機的生命完全一樣。」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情形與巴爾托克當年的匈牙利的情形相差不多，我終於在中國的民俗音樂找到我們民族音樂有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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