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音樂曾經有過它的輝煌時期，尤其在我們中國，當唐代（第七世紀）音樂文化燦爛開花的時候，西方音樂不過是在格里哥利聖歌的單旋律地步。但此後一千年，到了第十七世紀，西方音樂也達到同樣輝煌的成就；從那時候起，東西方的音樂地位似乎倒過來了。
當一個民族的文化強盛的時候，自然的影響於文化低落的民族。所以，唐代的中國音樂深刻的影響於鄰近其他民族；所以，近代西方音樂也迅速的被今天的東方民族接受。
接受西方音樂似乎是廿世紀東方音樂的共同特點。我們只有接受的早晚或快慢，及接受的方式與接受後的發展有所不同而已。這個現代東方音樂的共同特點，再加上我們彼此在民族、地理、宗教、文化與美學上的接近，我國音樂與其他東方音樂的關係，照理遠比與西方音樂的關係密切。然而，事實却恰好相反，今天一個東方作曲家可以不聞不問鄰近東方作曲家的情形，但絕不放過布雷茲（法國Boulez）、斯托克豪森（德國Stockhausen）、凱治（美國Cage）、古塞那基斯（希臘Xenakis）、藩德雷基（波蘭Pendereki）等西方作曲家的一舉一動。仔細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不自然的現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馬尼拉、一九七一年九月在東京、一九七四年三月在漢城，以及這十年來許多次在香港，我舉行作品發表會的時候，與當地作曲家獲得接觸機會。於是我把上述想法告訴了他們，互相溝通了意見，並贏得他們強烈共鳴。我們都覺得：今天東方國家的作曲工作者，必須透過他們的作品，加強互相之間的了解；這個了解包括著創作的思想與技術。亞洲作曲家聯盟初期的構想便由此產生。
國際性的作曲家組織，早在五十多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便設立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這個團體到今天仍是世界性之最大作曲家組織。但這個組織畢竟是以西洋人的思想作為出發點，想法與做法都站在西方人的立場。我不否認半個世紀以來它對世界音樂文化的重大貢獻，但我認為一個以東方人的思想作為出發點的 “I.S.C.M.”──即「亞洲作曲家聯盟」，在今天的東方音樂界也迫切的需要起來了。因為如何接受近代西方音樂，如何維護本國民族音樂，以及如何創作東方的現代音樂，這些交給今天我們東方作曲工作者的共同而緊要的問題；它等著我們去解決。於是，我決心致力於亞洲作曲工作者的聯繫工作，促進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成立，以及逐漸加強聯盟的活動。
對於我提議的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構想，首先響應的是鍋島吉朗先生（日本藝術經理人），在聯盟成立的早期，如果沒有他，聯盟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於是由他邀請當時任日本現代音樂協會會長兼日本作曲家協議會會長入野義朗教授，由我邀請旅港作曲家林聲翕教授與當時任韓國現代音樂協會會長羅運榮教授，我們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臺北，由四個國家與地區的五個代表做為發起人，舉行了聯盟的首次籌備會議。而這個艱苦的組織工作，到了一九七三年才看到它的成果──聯盟的成立。
亞洲作曲家聯盟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在香港大會堂宣佈成立，舉行了第一次大會。參加國家與地區只有三個（中華民國、日本與香港，而韓國以書面表示支持），另邀請了紐西蘭與英國的人士做為觀察員。但到了一九七四年九月在日本京都國際會舘舉行第二次大會時，參加國家與地區增加為十一個（中華民國、日本、韓國、香港、澳洲、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另邀請了美國、加拿大、德國、紐西蘭與英國等籍的觀察員。會員國中，新加入的菲律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代表是由我邀請參加，同時我也邀請了美國與加拿大的作曲家做為觀察員。這次大會內容雖然不十分充實，但是在規模上開始引起東方音樂家的興趣，也引起西方音樂家的注意了。然後，第三次大會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馬尼拉菲律賓文化中心舉行。對於亞洲作曲家聯盟來說，那是決定性的一次大會，聯盟的組織、制度以及工作內容等可以說從此以後明朗起來。這次大會無論在會議或音樂節，無論在規模或內容都是空前的、成功的，使與會的亞洲各國代表對聯盟未來的發展感到無比信心。這次大會的成功，該歸功於愛好音樂的菲律賓總統夫人的全力支持，以及菲律賓文化中心主席卡西拉克博士的卓越領導與辦事能力。這年參加的會員國仍是十一國（越南缺席，新加入蘇利蘭卡），觀察員國五個（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瑞典）。
今年的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由我國主辦，於十一月廿五日至十二月二日在臺北市舉行了為期八天的音樂會議與音樂節。來自亞洲地區的會員國跟上屆相同，有十一個國家與地區的代表，而來自歐美的觀察員國家增加為九個（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紐西蘭、奧國）。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次各國代表團的陣容比歷屆都堅強，特別是菲律賓、韓國、日本、泰國與香港的代表團，不僅人數多，而且幾乎網羅了他們作曲界的精銳。想到今天我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困難處境，這些外國音樂界朋友能來聚會於我國，給我們的鼓勵與友誼太大了。
做為亞洲作曲家聯盟的發起人，此刻我必須說明這十多年來我工作的心意。自一九六○年來，我在國內發起「製樂小集」，協助成立「江浪樂集」、「五人樂會」，然後將三個作曲家團體與其他作曲家組合為「中國現代音樂研究會」，直到四年前在國際上組織「亞洲作曲家聯盟」，我所致力的不外於本國作曲家與亞洲作曲家的團結。其實，成立本國作曲家團體與亞洲作曲家團體都是出於一個目的──為民族音樂與現代音樂獲得親切連結與順利推動，並且運用音樂文化的交流，大家來發揚光大亞洲音樂悠久的傳統。所以，看到第四屆大會盛大舉行，我是最欣慰的一人。
亞洲作曲家聯盟第四屆大會已於十二月二日圓滿結束，大部分代表已回去自己國家了。這次大會雖然不能說沒有缺點，還留下許多問題待我們解決，待我們檢討，但是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力量了。我個人感到主辦這次大會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有下列三點：
(一) 這次參加的外國代表們中，十一個會員國中只有一個韓國與我國有外交關係，九個觀察員國中也只有一個美國與我國有外交關係。比起現實的國際政治關係，音樂的世界是真誠而溫暖的。所以，我認為像這樣一次文化交流在國民外交所佔的範圍是文化界上層的、感情與思想的，在今天國民外交協助政府外交的情形之下極有效力。
(二) 聯盟在十年之內恐怕不會再來我國開大會，因為聯盟擁有十一個會員國（將來可能會增加），而舉辦大會是輪流制的。第五屆大會已決定在曼谷，第六屆大會大體上在漢城是沒有問題的。如此一來，今後我們只有被邀請、只有被動的參加聯盟的活動而已。
(三) 由前二點的考慮，今後我個人除了在國外聯盟執行委員會採取主動而具體的行動之外，我們在國內繼續主辦國際性音樂文化的交流工作是必需的。例如主辦國際性音樂節、作品或演奏的交換等，如此才能維持我們在國際上的音樂地位。
奔走與忙碌了三個月，第四屆亞洲作曲家聯盟的大會終於閉幕了，我好像了沉重的負擔！但最後我必須提起：本次大會能順利舉行，首先應該感謝教育部與洪建全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因為，有了政府有關最高機構與民間有關基金會在無論精神上或經濟上的支持，本屆大會才得以順利完成。同時，我也要感謝我國兩位文化先達──于斌樞機主教與藍蔭鼎先生。他們二位出於愛護後輩與支持國際文化的交流，而解決了本屆大會的許多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