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中國音樂與亞洲音樂」研討會，應邀參加會議者三十多人，雖然來自台灣、大陸、美國及香港本地等不同地區，但卻是清一色的中國人。

本次研討會中，我特別注意到大陸代表提出的兩篇論文，其中苗晶的論文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民歌比較」，喬建中是「音地關係探微」，這兩篇民族音樂學的論文都屬於音樂地理學派的論述。此外，他們兩人還帶來共同著作：「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一冊，供與會者參考。此冊文中所謂「色彩區」，即依照地理、語言及社會等背景，將民歌劃分的地區；至此，民族音樂學不僅包括民族學，更擴大至地理學、語言學與社會學的領域。

中共早在文革之前，便動員全國音樂工作者從事於「中國民歌集成」的龐大工作。它是全國性的「採風」（採集民歌），他們想把全國民歌一網打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極艱辛），然後經過專家學者的長期整理編為「中國民歌集成」。這工作後來因文革而停頓，但整個計劃並未放棄，文革後進入一九八○年代，「民歌集成」的工作又繼續進行。這次在香港開會期間，我問苗、喬二位（他們都是「民歌集成」的編輯委員）：「民歌集成的編輯工作進行得如何？」他們回答：「已接近完成階段，只剩台灣卷。」我們三人不覺哈哈笑起來。

「中國民歌集成」的卷別是按照行政區域劃分的，例如：福建卷、晉江地區分卷等。從民族音樂學的觀點來說，依行政區域劃分民歌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以漢族民歌來說，語言（方言）系統應該是劃分民歌地區的首要標準，然後地理、社會或民俗等背景將成為劃分的次要條件，這是不容置疑的。於是，我再問他們兩位：「『民歌集成』的編輯委員會能否接受你們所提議的『色彩區的劃分法』？」他們答：「恐怕只能在行政區域之下，換句話說，在分卷中採用或多或少的『色彩區的劃分』。」如此一來，福建卷與台灣卷之下都該設有閩南色彩區的章節了。

從事台灣地區民間音樂的研究近三十年，我一直對所謂台灣本土歌謠持有懷疑的看法。以福佬系民歌為例，我依地理背景將它劃分為：①西部平原、②恆春地區、③蘭陽地區等三個地區。其中，對西部平原（閩南移民最早來到，居民最多的地方）的民歌來源，我推想至少一半以上是由我們的先民從閩南地區帶來的。果然不出我所料，隨便把前述資料中的譜例翻一翻，即發現台灣福佬系民歌中，「雪梅思君」、「病囝歌」、「五更鼓」、「草螟弄雞公」、「牛犁歌」、「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天黑黑」、「十二生相歌」（台北調）、「蚯蚓歌」等，原來都是屬於福建漳泉一帶的民歌。

其實，台灣與福建的民間音樂如此密不可分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我們的先民絕大多數來自福建，自然地，福建民間音樂的種子全面地灑遍台灣各地，並且在台灣已生根開花。這種閩台居民在歷史及文化上的密切關係，我們不僅在兩個地區的民歌上看得一目瞭然，而且在整個民間音樂中更可以尋得同一根源。例如：台灣北部客家民歌中的「桃花開」、「十二月古人」、「苦力娘」等，原屬於閩西客家民歌。早期台灣歌仔戲的主要曲調「七字調」、「大調」、「倍思調」等，來自漳州的錦歌；中期歌仔戲曲調與漳州薌劇曲調，已混合至無法分別的地步。台灣的歌舞小戲「車鼓弄」中的「桃花過渡」、「石三驚某」、「探花郎」、「大補缸」、「清暝看花燈」來自泉州小調；「囉連調」來自莆仙戲唱腔。台灣的「南管戲」或「郎君樂」的全部，來自泉州的「梨園戲」或「南曲」（絃管）。閩南的「十音」和「鼓吹」遍及台灣各地，其他如「高甲戲」、「傀儡戲」或「布袋戲」無一不傳自閩南。由此可知道，閩台在民族音樂學上是屬於同一文化圈。

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文化圈的設定是一項重要課題。然後在同一文化圈中，我們方能深入探討音樂在民族社會及文化中的功能，及做同一文化圈中不同地區的比較研究。因為民族音樂的傳承絕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的，它是民間生活中不可分離的活生生的部分，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自然會引起民族音樂無論在功能或型態上的蛻變。這就是一首閩台共同的民歌，經過數百年後，曲調結構的骨幹仍保持相同，但在唱腔、加花、板式或詞句上產生變化的原因。這種民間音樂的蛻變過程（由時間及空間的變遷所引起的）的研究，民族音樂學中是比較分析法的探討，它又是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從香港歸來，我深深地感覺到，今後台灣地區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如果在學術不能進一步尋找它的根源——閩南地區的民間音樂，或者在閩台民間音樂上做深入的比較研究，我們可能無法突破學術上的瓶頸，而陷入閉門造車，鬧出笑話，因為觀摩交流、比較研究及自由思考都是推動學術的原動力。

（作者為師大音樂研究所教授、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執行長）